泉源：检察日报　　克日，《检察日报》刊发《检察机关是刑事错案的第一责任人》一文，引发许多关注和讨论。文章从敢于对错案担责的高度，强调检察办案人员要重视案件质量，建设防错机制，实现司法公正。

笔者认为，“第一”还是“第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篇文章通报了一个简朴的原理：“欲戴王冠，必承其重”。既然我们一直提倡检察机关是宪法确立的执法监视机关，要在刑事诉讼中推行好主导责任，发挥主导作用，那么，就必须对刑事司法中的问题负担比别人更多、更重的责任。在讨论中，也有看法以为“第一责任人”的提法对检察办案人员“过于苛刻”，甚至有人质疑检察机关是否能继承起“第一责任人”的职责。在笔者看来，对这些问题，要站在更高的角度去看，甚至需要“跳出检察看检察”，深入明白、思考如何落实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进而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历程中有更大作为。

　　一、检察机关对刑事错案负担差别形式和内容的“责任”。根据最宽泛的明白，刑事错案可以涵盖冤案、假案以及因检法认定差异而讯断无罪的案件。错案是客观上只能只管淘汰而不行能基础杜绝的现象。为什么检察机关要更在意在错案中的“责任”？这是检察机关所处的诉讼职位和负担的责任所决议的。

检察官“前接侦查，后启审判”，手握“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两项诉讼职权，又兼具“侦查和审判监视”两项监视职权，对刑事诉讼的介入深度是公检法司各机关中最深的，说其位居“中枢”，负担“主导责任”并不为过。因此，刑事司法的任何环节泛起问题，检察机关都很难“事不关己”“全身而退”，从这个角度说，检察机关是错案“第一责任人”，也不无原理。

　　不管检察官如何谈“责任”色变，遭遇错案，首先意味着指控和证明犯罪的某种“失败”。“失败”就要负担责任，固然，要负担什么样的“责任”则是另外一回事，是由执法、纪律和职业伦理来界定的。刑事错案的追责，乃世界性难题。美国北加州大学法学院教授罗伯特·莫斯特勒在考察美国多起刑事错案后得出结论，大部门司法误判不是司法人员居心或者恶意而为，因此，检察官事后被追究刑责，甚至受到纪律惩戒的不多，但纵然没有这方面的硬性责任，检察官小我私家也会有“道义责任”或者因职业“败笔”而影响提升生长，作为整体的检察机关也不得不举行局部或系统性革新以回应社会责难和选民要求。

在《迟到的正义——影响中国司法的十大冤案》一书中，作者提出，我国冤案发生的源头多与刑讯逼供有关，错案的发生机理还停留在十分低级的形态。该书总结了刑事司法的十大误区，根据其对原因的分析，其中有小我私家的、机构的以致体制的责任。显然，检察机关审查不严、制约不力、监视缺位也难逃其咎。　　总之，刑事错案中“责任”以多种多样、多个条理、有形无形的形式存在着，作为司法人员不容回避。

尤其是对要发挥主导作用的检察机关来说，对刑事司法的各个环节的错案风险心存警惕，时刻紧绷案件质量这根弦，是职责所在。　　二、检察机关必须充实享有和推行职权方能担起“第一责任人”的重担。公权行使的一项重要原则是“权责一致”，没有其权，不担其责。

好比，有看法认为，中国不是“检警一体”，因此，对侦查机关的错误，检察机关就难言“第一责任人”。这一看法有启发性，跳出来看则能引发更多的思考。

现代刑事司法中有一项基本原则是“司法控制”或者“司法审查”原则，考究后一环节对前一环节的审查和制约，检察机关负担“双控权”角色也是诉讼正义。　　以对侦查权的司法控制为例，大陆法系普遍用“检警一体”和“公诉向导侦查”统合“侦控关系”，实现对侦查权的司法控制；美国联邦和各州检察长作为联邦和州首席执法官员，决议了其对各执法机关的执法成效负担执法上的第一责任；我国则通过“分工卖力、相互配合、相互制约”和检察机关“执法监视”两项原则来整合检察机关与侦查机关的关系，以确保将侦查权纳入司法审查之中，实现执法统一正确实施。固然，检察机关的检控权也要接受审判机关的“司法审查”。在欧洲，社会福利国家、风险社会和国家宁静哲学大行其道导致的行政权和侦查权扩张，已经引发了学者和民众对强化检察权“控权角色”的呼吁。

从这个角度讲，对侦查机关的司法控制和执法监视，毫无疑问检察机关负担“第一责任”。　　可是客观上讲，我国检察机关的职权设置和职权推行，与执法监视机关的宪法定位和控权角色，还存在差距。仍以对侦查权的司法控制为例，在外洋，侦查乃起诉之准备，不仅侦查立案有实时向检察机关陈诉之义务，而且侦查事实要经检察审查方能了案，司法审查是全方位的。

可是我国虽然有立案监视，但对侦查运动之司法控制显然没有到达其他法治国家的水平，我们对侦查运动并不能很好地掌握，监视有时成了无源之水。而另一方面，老黎民对有案不立、立而不决或警权滥用等现象的品评也是不停于耳。对于这些问题，检察机关能说履职到位，没有责任？　　固然，令人欣喜的是，近年来，从中央到最高检都意识到这些问题，越发重视检察机关作为专门的执法机关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作用，赋予了检察机关多项新职权职能，检察机关自身也做了适应性革新。

好比，公益诉讼制度简直立，将检察权延伸到行政领域，介入到老黎民的民事行为中，这是很了不起的进步。这背后的基础原理还是公权设置的制约制衡原则，对行政权的司法控制和公共利益的司法掩护是须要的，而且事实证明是有效的。

检察权的司法和行政混淆权的性质，使得检察机关成为毗连司法职能与行政权的“吊桥”，最终确保整个国家权力行驶在法治的轨道上。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叙述道，法官“仅仅是宣布执法语词的喉舌，仅仅是被动的存在”。

相对而言，检察机关将案件源源不停输入法院，是使“执法的喉舌得以张口的人，是主动的存在”。在社会利益越发多元，社会关系越发庞大的今天，我们更需要一个以守护执法为使命的执法监视机关。让政府和人民都按规则服务，方能确保长治久安。　　因此，在我国检察机关享有执法监视机关的宪法定位，国家和执法赋予检察机关更为多样的职权的配景下，检察机关自身更要提高站位、增强自信，以“求极致”的精神，充实推行好职权，切实负担起在刑事司法中的主导责任，以致真正担负起“执法守护人”责任。

　　（作者单元：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检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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